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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中产阶级为什么不投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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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美国中产阶级之所以对总统大选表现冷淡，一来正是因为社会已经建立了一整套åˆ?/P>

约国家权力、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政治法律体系，任何人上台都不可能为所欲为

，所以人民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权力“随随便便”交给一个人，而不必担心他把国家引å…?/P>

灾难和邪路；二来总统有非常严格的任期，没有终身制；三来社会有非常健全的文化民

主、经济民主、法律民主与政治民主相呼应，人民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包括上至总统下至

普通官员的所有掌权者行使权力进行一视同仁、及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，这样一种“日

常的民主”比大选时的民主重要得多，及时有效得多，成本也低得多ã€?/P>

    ■童大焕

    旅美学者薛涌先生最近一篇文章《公民当以社区为己任》中谈到：这次美国总统å¤?/P>

选（布什、克里之争），竞争激烈，投票率颇高，但美国媒体还是发现了一个不投票çš?/P>

中产阶级集团。这些美国人受过很好的教育，而且特别关心时事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

在当地的学校、教会、福利机构充当义务人员的主力。他们的哲学是，谁当总统只能å½?/P>

响远在天边的联邦政府，自己在草根社会的参与，才真正能够创造一个他们看得见、摸

得着的更美好的世界ã€?/P>

    中产阶级历来被视为社会最稳定的中坚力量，是社会的稳定剂和润滑剂。他们平æ—?/P>

是那么关心时事、关心社会的一点一滴，为什么在大选这样的关键问题上，他们的表çŽ?/P>

反而要冷淡得多？相比之下，倒是那些家庭主妇、老年人什么的，对大选表现出非凡çš?/P>

热情ã€?/P>

    这种看似矛盾的东西，其实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。它首先让我想起了上世纪２０å¹?/P>

代致力于中国乡村运动的晏阳初们一个至今适用的基本判断：“农民对谁当部长谁当çœ?/P>

长不太关心，他真正关心的是谁当这个县的县长。几千年来，县政府无论好坏，其职è´?/P>

都是征收赋税和过问民间诉讼案件，我们下决心把这古老的机构重新组织一下。”看æ?/P>

，不论古今中外，人们对权利、利益的取舍采取的都是由近及远的方式ã€?/P>

    回到美国中产阶级的问题上来，之所以他们对总统大选表现冷淡，乃是因为他们çš?/P>

权利在日常的点滴生活中能够得到很好地实现。因为它的民主已经丝丝入扣地渗透于一

切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和政治生活当中，美国民众根本不需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几年才一

度的总统大选。那样的成本极高、代价极昂。一来正是因为社会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制约

国家权力、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政治法律体系，任何人上台都不可能为所欲为ï¼?/P>

所以人民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权力“随随便便”交给一个人，而不必担心他把国家引入灾

难和邪路；二来总统有非常严格的任期，没有终身制；三来社会有非常健全的文化民ä¸?/P>

、经济民主、法律民主与政治民主相呼应，人民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包括上至总统下至æ™?/P>

通官员的所有掌权者行使权力进行一视同仁、及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，这样一种“日å¸?/P>

的民主”比大选时的民主重要得多，及时有效得多，成本也低得多。其实从根本的意ä¹?/P>

上说，法律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、市场经济、文化自由，都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，

只不过它表现为经济民主和文化自由。民主的本义是自由选择ã€?/P>

    因为有很好的权利保障，美国人特别是其中产阶级不仅对总统选举表现冷淡，即ä½?/P>

是对于市长（充其量也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镇长乡长）选举，也常常表现出游戏的味道

。《中国青年报》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４日报道了一则趣闻：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小

城普雷里城，由于参与竞选市长的两位候选人（一位３９岁、一位８０岁）得票数完全

一样，居民最终决定采取一个类似于“掷骰子”的方法：投掷奖章选出自己的市长。è€?/P>

普雷里小城并不是第一个用投掷奖章或硬币选出市长的城市，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，犹ä»?/P>

州一个小城的市长选举中出现了平局，也是以投骰子的方法选出市长的ã€?/P>

    相比之下，今天我们中国农村民主选举村主任，人们的热情就非常高，有的甚至å?/P>

里迢迢回家投票；甚至为竞选村主任而导致流血事件的也不乏其例。相比之下，城市å±?/P>

民有多少人会对居委会选举甚至市长选举感兴趣？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现阶段农村居民享

有的民主比城市居民高，也不等于他们对民主的热情比城市居民高。恰恰相反，城市å±?/P>

民在其日常生活中享受到了更多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，不需要毕其功于选举领头人这

一役而已ï¼?/P>

    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：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我们固然需要选举æ–?/P>

面的民主，但更迫切需要、与普通百姓切身利益更直接相关的是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，

民主社会就应该从这些地方起步，一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ã€?/P>

    今日中国的“三农”问题可为佐证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：从过重

的农民负担到事关当代和子孙后代生存的土地问题，中国农民维权的重心已经出现重大

变化。调查的主持者、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表示，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农æ?/P>

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。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长达半年的声讯记录，为我们提供了

一份最真实的原始资料：在６万条（次）的信息中，三农问题居于首位，为２２３０ï¼?/P>

条，占总问题的３７．２％，而土地问题就占１５３１２条，占问题总量的２５．５％

，更占所有三农问题总量的６８．７％，而社会上炒得热闹非凡的村民自治、民工工èµ?/P>

、农村税费三大问题，分别仅为１６１２、１３０１和１１９５条，各占反映问题总量

的２．６９％、２．１７％和２％，与土地问题相比，可谓“微不足道”ã€?/P>

    这个真实的数字证明了我此前的一个判断：农民的土地、房屋、矿山、山林等的产

权问题如果解决得好，村民民主自治的问题，中国农民的富裕问题，乃至中国的城市化

问题，阻力都会小得多。产权问题才是三农问题中至为根本的大问题ã€?/P>